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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友田:关于“闻捷谈诗”

(2018-12-03 14:10)

  

  闻捷,著名诗人,中共党员。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1971年,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恨离开人世。中国诗坛永远纪念永远的闻捷。

  走进位于镇江的“闻捷纪念馆”,像走进浪花飞卷的长江万里。如走进琴声悠扬的天山牧歌。

  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并在他九十高龄时赋诗纪念闻捷九十诞辰:“永忆解放日,常思闻捷时。君名耀诗史,大地留大诗。”

  多情的大地,永远闪耀大诗人的大诗。

  著名诗人严阵的诗句“南京路上不见君,天山牧歌谁来唱。”

  肺腑之言,悲感交集。

  著名画家、翻译家高莽,抱病绘作的闻捷肖像,手执红叶,神态安详。他在和我们谈诗吗?

  我和闻捷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606月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上。真正认识他、敬仰他、喜爱他,却在两年之后。

  196212月,中国作协江苏分会诗歌组要召开一次诗歌座谈会,特邀在镇江丹徒挂职深入生活的闻捷参加。闻捷应邀到会,并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我因在徐州煤矿劳动,未能到会聆听,筹备会议的魏毓庆同志把她认真记录整理的“闻捷谈诗”从南京寄给了我。

  如获至宝。

  为便于保存和捧读,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在日记本上。

  五十多年来,“闻捷谈诗”一直陪伴着我,引领着我。

  “思想庸俗就没有诗”

  “诗人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成为诗人的。”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万里行程始于足下,需有生活据点。”

  “好的古诗也是通俗的,我们不要再为难后人吧。”

  “应该向人民学习”

  ………

  这些语重心长的至理名言,一直响在我的耳边。

  为纪念闻捷,现把我珍藏半个世纪的“闻捷谈诗”纪录整理稿奉上。

  

闻捷谈诗

 19621224.南京

  我在摸索,在追求道路。

  柳青写过一篇散文,有的评论家笔一歪,创作者需转三年。

  抒情与叙事谁高谁低?我以为一样。是两种办法。现在有人说,诗就需抒情。抒情和叙事不是别的文学样式所无的,但诗的抒情和叙事应该是诗的。对生活的理解,应有一种诗的感觉。

  肖三说,专业诗人应该早晨一睁眼,在一天中就看到很多诗。

  不允许有妨碍诗的因素存在。

  马雅柯夫斯基是火热的,他在街上走着看着,嘴就嘟哝起来,随即手舞足蹈,后边跟着一群小孩子。

  聂鲁达跳跃性很强。口袋里放着自己的几本诗,走到哪里都朗诵。

  思想庸俗就没有诗。

  高尔基住在列宁格勒,思想一度不对头。列宁叫他快离开此城,到工厂农村中去。可见,老话一句,是思想感情问题,生活是首先之点。

  写晚霞有多种的写法,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也写过。在七月的一个傍晚,一个老牧人说,云彩像牛、羊、马、骆驼,对我启发很大。

  诗人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成为诗人的。

  我写诗说水兵喜欢九、十级浪,但后来在生活中,我五级浪也吃不消。觉得水兵并不喜欢九、十级浪。

  浪虽大,但爱国主义的感情更高。

  渔民告诉我,海好,土地粮食就在大海里。这就是诗。我写不好,还未发表,怕对不起这两句话。

  我们有了这点诗情,就抒情、叙事,都可以。我们不要因某些理论就搁了浅,因为这并非方向问题。

  梅兰芳说,艺术由少到多,由多到少,这是创作过程。总结了他四十多年的经验。

  我们还没有涌出来,就怕泛滥,先修水库。但泉源干了,水库枯竭。

  我是主张涌的。

  李可染说,所贵者胆,所需者魂。胆者魄力,魂者灵魂和思想,追求独创。

  大家想写内部矛盾,我也想写。有人说会出毛病。但我酝酿了七八年,我能驾驭这匹马,谁说也不行,非写不可。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万里行程始于足下,因此,需有生活据点。

  中国的诗从《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开始,是一路,是民间叙事诗。敦煌的变文,我也将它划为叙事诗。后来有弹词、鼓词,需从此学些东西。

  学习《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用同样形式来写现代生活,很难办到,需学它们的精炼。

  我重于吸收民间,个人不喜半文半白的诗。但百花园中需它存在,至少比文言进了一步。我喜欢诗的语言如话,好的古诗也是通俗的,我们不要再为难后人吧。需通俗些,语言还得来自群众。

  有志的诗人,不能光从古典、民间拿来主义,通过调兵遣将写出诗来,因为这里没有丰富些什么,应该向人民学习。有一个部落的老人对我说:我们的男孩,会走路就会跳舞,我们的女孩会说话就会唱歌。这就是诗。

  我夸一个同志有把握,他说,伸开在掌中,握起在拳里。多么形象。

  我问一个流浪者,什么时候才不流浪?他说,要我的靴尖还有流浪时候的尘土。这就是诗。

  我问一个人生活情况怎样,他说,解放前像两个拳头握着,解放后一年伸开一个手指。多么有分寸。当然还得提炼。诗人需自己在生活中提炼出诗来。

  为了写海风的潮湿,我想到它是可以捏出水来的风。

  水兵在甲板上的步伐,我说是一种金属的声音。

  我想写南京的法国梧桐,但我总得捕捉到新的形象,才能写成诗。哪怕两句话,也能发展成诗,否则,我不干。

  诗的观察生活,诗的语言,就不会有抒情和叙事的苦闷。诗的语言并非不能重复,但需重复得不一样,不能似曾相识。第一次用的是西施,第二次是东施,第三次是臭狗屎。

  我写《复仇的火焰》第二部时,知道第一部错了,就又重新写了一次。觉得不渲染气氛,太似小说。就想用几句话,化为一千多行,造成诗的意境。

  我在三门峡住了半年,一首诗也没写,不好写。它宽阔处太缓慢,而急流处又太狭小,不开阔。但这一段生活并非浪费,将来可放在长江中写。

  不是一切都能写诗,特别是长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共一万六千行,第二部越写越难。但李希凡说,你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所以我还能写下去。

  渔民也能构成长叙事诗的题材。

  叙事诗应该风俗化。我有时喜欢大红大绿地抹上去。

  克家同志说,长叙事诗需多样统一。他写李大钊没有做到,但这理论我赞成。我现在都是四行,但有时三行扩成四行,五行压成四行,很困难。有时花不够草来凑,就是没有多样统一。

  我的诗中,没有两个音节两拍,都是三拍至四五拍,但三与六不常用,大量是四至五。我对形式兴趣很淡。后来茅盾说我的诗,一与四句是三顿,二与三句是四至五顿,容易调整平仄。他真是大批评家,使我恍然大悟。这样,我的诗可以写得更精炼,短诗韵可多变,有音乐性。长诗应该是《清明上河图》,人物一出来,就需赋予生活的地位,否则,作家太不负责了。

  人物不能道具化,诗不能太单线。但我以为,只要是好诗,不管单线与重叠,都好。

  在闽西写了几首诗,写得太悲怆。因为我追求格律,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了。

  形式总是多样的。几年来,自由诗太少了,初学写作者,用一个形式写也是没有风格的。好诗人,用多种形式写,也有总的风格。

  诗人不该做地主诗人,霸占一切读者。我只需一部分读者就够了,其它的读者留给别的。

  诗人需自己培养自己,需有诗人的气质、道德、素养、风格。有的诗人在困难中不大振作,缺乏高风格。如三五年困难被克服了,而落伍的人又怎么办?这时代的号角还吹不吹?还吹得响吹不响?需要与党风雨同舟。

  需有气质。柯仲平人家叫他柯疯子。需有新的气质。李白有气质,是旧气质。

  需专一点,需傻一点,需牺牲一点东西。

  旧诗可以朗诵,新诗不能上口,这说法不够公平。旧诗能背的,也只有数的几首。陆放翁的我只能背一首,几千首我背不出。

  旧诗便于吟咏,新诗便于朗诵,背诵并不高于朗诵,朗诵并不低于背诵。诗能记住两句也很好,这就需我们下功夫。追求背诵,容易写成顺口溜、数来宝。

  要学习。老一辈读了多少书,懂了几国文字。多一种外国文,等于多半个世界。我的诗翻译成外文,请人再翻回来,自己就不敢承认了。不能闭关自守,需广宽。

  建议诗歌组,选中外古今的诗,各人来解剖,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作些研究。现在再不学,就自感很干。要总结经验,得好好读书,才能像巴乌斯托斯基写的《金蔷薇》那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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