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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立杆:街头游荡者的浪漫小像丨顾前《嗨,好久不见》及其他

(2018-07-04 16:44)

  在顾前描绘的灰暗生活里,时常会传来一阵谐谑或自嘲的笑声。这突兀的笑声如同过了半夜小客厅里闪烁的电视屏幕,赋予他小说平淡又轻快的色调,又以其寂寞的回声构成叙述的节拍器。他的小说就像磁铁一样,吸附了生活和闲谈中各种偶然的碎片:笑话和段子,朋友的逸事,橱窗般的街头见闻,报纸上的花边消息,或是男欢女爱中变了调的滑稽片断——总体上说,玩笑风格使他笔下的人物更接近于一幅游手好闲者的浪漫肖像,一幕愁绪与诙谐交织的微型风俗剧。

  我以为,这是顾前小说中格外动人的部分。就像街边的杂耍艺人,他煞费苦心地想要人们理解他的幽默感,那些伴随小调哼唱的机智、卖弄和无拘无束,但磕磕巴巴、捉襟见肘的生活却使这种努力显得愈加徒劳无益,令人神伤——正如《打牌》中服下大剂量安眠药的庄梅,或是死于心绞痛的田忠民最后看见的“无比纯净的蔚蓝色”,围观者寥落的嘲弄和噱笑终究会加入了凡俗世界巨大而沉闷的喧嚣。

  在关心世道人心的批评者看来,顾前无疑是市民阶层或小人物生活的独特叙述者。我无意置喙小人物或草根叙事的天然正确性,这类令人厌倦的窠臼只要稍具常识就不辩自明。而即便在有关小人物的文学长廊里,这幅别致的人物小像仍然是非典型的:他无关契诃夫医生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拯救色彩,也迥异于约翰·契弗擅长的中产阶级的沉闷乏味,或是理查德·耶茨标志性的焦虑和精神苦闷——顾前习惯描绘的,是平淡无奇的生活小景。倘使定睛端详,人们很容易在灰蒙蒙的街道里迎面撞上这样一个意气消沉的中年男人:他无精打采的遛着弯,嘴里衔着剔了一半的牙签,松松垮垮、过了时的萝卜裤裤兜里揣着一份当天的晚报;一条偶尔逗弄过的流浪狗从街心公园朝他跑来,又因为一无所获而怏怏跑开。

  这个形象,无论是“我”还是其习惯化身“许亮”,均不同于自波德莱尔或福楼拜以来西方经典文学中的浪子,也与“新状态”小说的城市边缘人迥异。浪子或城市边缘人通常更年轻,看似游手好闲,吊儿郎当,实则始终在观察、张望、思索,随着准备在街边遭遇什么;而顾前的闲逛者习惯低着头,既没有任何期待,也对周围的一切缺乏好奇心,他惰怠,潦倒,带有一丝漫画人物的可笑,仿佛神游于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广漠天地,而在日常生活里只是疲塌地因循着惯性。

  热衷搜罗传奇、耽于浪漫幻觉的读者大概会有些失望,因为在顾前小说中出没的,只是周围类似邻居或同事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生活像那条早已经过时的旧裤子一样松松垮垮,波澜不惊。成功学信徒或鸡汤读者同样和顾前的小说无缘,因为他讲述的仅仅是失败者的故事,一个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萎靡不振的天生倒霉蛋的故事;他就像玻璃上的苍蝇嗡嗡乱转,始终滑稽地活在不切实际的梦幻迷雾里——而这又算哪门子的梦想呢?充其量只是喝几口小酒,去什么鬼地方转上一圈,或是和某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苟且一番。

  也许,在这个人物身上唯一称得上梦想的,大概要算小说中频繁提到的文学梦了。对一个生活失意者而言,鸡肋似的、半真半假的文学梦不仅意味着某种超然的状态,也构成了自适的、不那么难堪的精神背景,一个从沉闷现实中飘走的气泡。正是因此,我们在顾前小说中常常能看到对虚无的任性的效忠,似乎它即便不能成为生活的救星,一个谦卑又渺小(到头来不得不破灭)的希望,也或许能成为生活的真相。这种任性和自相矛盾,使顾前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困在自己的故事里——这也是作者预设的叙事空间,从十多年前的《萎靡不振》到新近的《嗨,好久不见》,这个困顿和逼仄的空间就像宿命一样从无变化。同样不变的是,他用笑声允诺了适度的胡闹和不切实际的浪漫,哪怕这种慷慨有时也可能遗憾地成为现实刺激的减压阀。

  从文学梦的角度看,顾前的小人物其实是一张城市小知识分子的标准照:在偏狭的生活中,他笃信精神和个人尊严,却始终徘徊在现实的烂泥里。他软弱、无能又充满怀疑。在这个古怪而动人的造物身上,甚至连虚无也是以悖论的方式呈现的:因为受过教育,所以他带有轻微的犬儒和反智倾向;因为一事无成,所以他尤其崇尚行动(自然只是关于行动的宣言);因为身处主流价值的边缘,所以更加拒斥对日常生活的美化和鸡零狗碎的趣味;因为无望于未来,所以他热衷于把生活搅得更乱,将其阴郁的碎片变为一种诱惑,一种悠然自得的即兴变奏……他的乌托邦未及细细描绘,就已经在自嘲中脱臼。

  对顾前来说,只有庸碌琐屑、一地鸡毛的生活才是恒常的,而犀利的社会批判姿态或不无机巧的底层叙事,则难免有刻意、做作和好笑之嫌——他宁可站在乏味的生活一边充当辩护人,也拒绝走上解剖手术台。阅读他的小说,时常会联想到艾萨克·辛格或米格尔大街上的众生相——稍有不同的是,顾前的小说始终保持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视角——假使我们同意,视角不仅意味着态度和立场,也是小说家们秘而不宣的工作守则。这是一个闪烁不定的、在街上游荡的视角,一个作者与其笔下挪移的人物等高的视角;这种平视使他的小说具有逼真的临场感。同样的,他也是自己生活的目击者,从街边,从一扇可以望见邻居家饭桌的窗口,或是从他人尤其女人的眼睛里。

  这也是一个律师为他代理的被告人辩护的视角。他乐于在平缓的叙述中穿插生活的切片和杂音,各种讽刺、荒诞,和每个人都会遭遇的矛盾性。他用黑色幽默为其耽于享乐开脱,用自嘲使其在困境中游刃有余。正如在小说《困境》中,他自己跳出来说:“如果将来有谁要概括我的一生,我以为用几个错误来概括倒是比较恰当的。”这位律师想要努力证明,再贫瘠的想象也不敌宿命的乏味——而当他真的摘下面具,试图和小说中的分身合二为一,他确实做到了:这位被告不仅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某人,也是我们一直想要结识又从未曾见过的某人。

  顾前的小说来自非虚构的生活前线——正如“前线”一词隐含的危险那样,与恒常生活同步的节奏,无视停顿或变形的剪裁,允诺了这支谐谑的街头进行曲呼吸般的自然和朴素,又使他笔下的人物很少遭遇强烈的危急时刻,也鲜见夸张、疯狂或踰矩之举,不得不摇摆在个人经验的辖制和对人性的洞悉之间。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时,顾前曾这样表示,“我只写容易的”。这个机智的表述恰好指证了他小说中明显的自传性。或许正是因此,他小说的结尾往往略显匆忙——这并非草率和缺乏耐心,而是现实的逻辑占了小说中因果关系的上风——如同赶在傍晚前回家的遛弯者,某种同情、温和或超然使他难以长时间留在黑暗中。

  从风格而非题材的角度看,顾前生来就是一个无拘无束、快活的说书人。他不介意打破生活的幻象和叙述的魔法,也从不忌惮在小说中的说话、谈笑、评论、夸张和卖弄。不时穿插的笑声固然避免了摹写的单调,但也有可能制造新的模糊,正如街头闲逛的轻快不羁和灰暗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天然的裂隙。这道裂隙也是生活和小说的边界,当一个小说家试图以轻快的小调来治愈这种分裂,抵御现实的沉重和伤害,就必须把日常生活当成可以无限探索、充满惊异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诙谐、轻快的笑声不会抵消或调节自身的黑暗,而是从生活的尴尬及空无处传来的回声?在何种程度上,围绕它的机智,讥诮的小小倒刺,并非慰籍或温和的抗议,而是我们苦涩的判决?这是顾前小说中时常遭遇的困惑,也是他不断试图作出的解答——而这种矛盾和伴随其间的撕裂感,正是既不幽默也不轻巧的生活发出的短促而刺耳的尖嚣。()

钟山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