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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2018-08-29 09:49)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得主王尧

  对王尧来说,暑假就是用不着踩着点去给学生上课。其余,与学期当中并无二致。作为一位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学者,那些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时刻盘旋在他脑海里,他要做的就是剥茧抽丝、条分缕析,找到自己的突破口。他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一种自身没有被分裂的幸福”。

  不久前,王尧因《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就像果子终究要成熟,这一份荣誉和欣喜,他平静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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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来,王尧在持续重读汪曾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着手写作《中国当代散文史》,在众多的作家之中,他注意到了汪曾祺独特的散文成就。

  “那时关于当代散文家的研究,通常选择职业散文家。但中国文学史和阅读经验告诉我,现代以来很多诗人、小说家的散文都是上乘之作,有些作品也成为文学史经典。当我在遴选自己认为可以入史的散文家时,孙犁、汪曾祺始终在我的研究思路中呈现。和孙犁一样,汪曾祺也是以小说名世,评论界更多的是将他定义为小说家。”

  王尧觉得这个定义还不够,“汪曾祺有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封面有他自拟的‘广告语’,大意是说,他是散文第一,小说第二。”而实际上,当时的评论界也注意到了,汪曾祺在写作上有许多创造,他把小说散文化,把散文小说化。王尧则想超越小说和散文的分界,将汪曾祺定义为文章家。

  “汪曾祺在语言上特别有天赋,他修复了我们汉语的语言。以前我们的语言有很多暴力式的,汪曾祺让文学的语言具有了一种文化性。他也是一个具有独特人格魅力的人,有自己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

  三十年来的持续重读,酿成了鲁奖作品《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实际上,深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三十年,“重读”已经成为王尧工作的重要部分。“早些年我重读过贾平凹的《废都》,那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很有争议的一部小说。我重读《废都》,不只是为《废都》‘正名’,更重要的是围绕《废都》和《废都》的争论,讨论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生存方式。前年,我重读了陆文夫。我和陆老师也是忘年交,在他晚年时,我们经常一起聊天,还做了录音,但涉及臧否同时代的作家,现在似乎还不适合发表。我今年发表的《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也是在解读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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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除了重读,也需要现场感。王尧也尝试着在与当代作家的对话中,构建动态的在场的文学批评。

  2001年7月,王尧受《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的邀请,到大连与莫言聚会。那是他第一次见莫言,两人做了一个谈话录。当时,他满腔热情希望改变大学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当代性’,作家和批评家、读者的互动,具有某种现场感。”

  他提出和《当代作家评论》联合主办“小说家讲坛”的设想,得到了林建法和莫言的响应,他希望邀请一批优秀小说家到苏州大学演讲,在杂志发表作家的演讲录和访谈录。当年9月开学以后,莫言和李锐首先在讲坛演讲,后来有不少小说家陆续到校演讲,包括王蒙、铁凝、贾平凹、韩少功、张炜、马原、叶兆言等,反响异常热烈。在此基础上,王尧策划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其中有他和莫言、韩少功、李锐的对话录。这一套对话录,王尧称之为“思想的旅行”。

  在和作家们对话的过程中,王尧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中国作家的个别作品在国内受到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国外,却收获了更多正面的评价。对于这种反差,王尧认为“评论中的两级分化,不完全是文化差异的原因,它反映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关于何为优秀的小说分歧越来越明显。这几年的文化现实和文学生态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所不同,一方面作家自身在变化,一方面批评家和读者的价值判断也在发生变化。作品能否经得起检验,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不必急于下结论。”

  这几年,在“走出去”思潮的带动下,文学领域和出版领域出现一种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站在批评家的角度,王尧认为“批评家自然不能、也无法干预作家如何讲‘中国故事’,但是批评家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对‘中国故事’文本的阐释,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部分,可能会影响到作家对‘中国故事’的选择和讲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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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术研究的同时,王尧一直写作散文随笔。

  十多年前,王尧在《南方周末》开设了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主要谈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2010年7月从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回来之后,他在《读书》上以“剑桥笔记”为名,发表了一批谈论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文章。今年在《收获》杂志开的专栏是“沧海文心”,主要叙述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化人。这些散文基本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社会和写作为主要内容,他试图在重返历史中,理解那些只是在书本和传说中相遇的文化人,并认为“我们今天仍然在他们的影响下生长”。

  随着这些散文随笔的问世,王尧先后出版了《把吴钩看了》《错落的时空》《脱去文化的外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和《纸上的知识分子》等文集。在他看来,散文和文学批评看似不同的文体或类型,其实它们的差别只是理解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方式,“而这这种差别并不是天壤之别。有一种文学批评,也是批评家思想和感情的自传,会在批评文字中看到作者的情怀、心灵、人格和带有个人体温的文字气息,这和散文是相通的。”

  王尧觉得,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存在方式。“一个文化人,需要选择既融于社会而又超越现实的存在方式。我们因此敬重鲁迅先生。我在研究汪曾祺的文章中也谈到个人生活的重要。只有选择了自己的存在方式,才可能有自己的故事。鲁迅那一代人有自己的故事,后来者越来越贫乏。我们必须反对格式化的存在方式,当故事千篇一律时,便是故事的消解。我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曾经提到这个问题。我问自己: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对话

  批评家并不一定时时比普通读者高明

  读品周刊:在这个时代,文学批评家负有怎样的责任?

  王尧:批评家需要对文学现象、文学文本做出价值判断。就文学史研究而言,批评家要为文学作品的历史化、经典化做出最初的选择。在作品和读者之间,批评家需要提供理解作品的参照。我没有用引导这个措辞。往崇高处说,批评家的责任是守护文学信仰。批评家并不是因为这个职业而具有承担这些责任的能力,不断反省自己叩问自己充实自己也是批评家的另一种责任。

  读品周刊:作为一位专业的学者,您眼中的文学作品和普通读者有区别吗?

  王尧:就我自己而言,既有职业的阅读,也有非职业的阅读。即便批评家,他的阅读也不完全是为了文学批评,他和普通读者一样,会在作品中流连忘返,会为故事、情节、人物所震撼,也会愉悦、伤感,和普通读者不一样的是批评家受过专业训练,在和作品相遇后,有了评论的欲望,有了分析的可能;那些和普通读者相同的不同的阅读体验会成为批评文章的一部分。但批评家并不一定时时比普通读者高明,我在网上也读到一些网友的文学批评文字,其精彩程度让人刮目相待。

  读品周刊:批评家和作家往往互相成就、共同生长的,是这样吗?

  王尧: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瞿秋白大概是最具典范意义的。这是我们都熟知的故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将清人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理论家胡风与小说家路翎的关系,也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我在《收获》第四期上发表的散文《曾经沧海曾经火》就是写胡风与路翎的命运的。

  读品周刊:除了教授这个身份,您的工作内容还有什么?这些工作,你期望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王尧:长期以来我担负过不少行政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是理想主义的一代,总觉得自己有这样那样的责任和使命。我对大学有自己的理解,也做过一些重建大学制度的探索。但我们这一代人中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最近重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感慨系之。在校外,我也兼了一些职务,参与一些文学活动。作为老师,我希望得英才而育之,或育之而成英才;作为曾经的院长,我希望“思想自由,学术独立”;作为文学工作者,我希望文学永远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王尧,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学术论著有《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中国当代散文史》《“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等。出版有散文随笔集《错落的时空》《询问美文》《脱去文化的外套》等。2018年8月因《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一文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来源:现代快报|白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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